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改革開放有什么關系?金融危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金融危機爆發對世界格局發生了什么樣的沖擊?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世界格局劇變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中國為什么能穿越危機并保持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與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特殊交匯點。回顧這兩大事件，會引出一系列重要話題：

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改革開放有什么關系?

金融危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金融危機爆發對世界格局發生了什么樣的沖擊?

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世界格局劇變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中國為什么能穿越危機并保持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快速增長?

中國能在本世紀成為新的世界領袖嗎?

在世界格局劇烈變革的時期，中國需要如何做出正確的戰略和策略選擇?

如此等等，不能不讓人深入思考。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本人正在中國銀行總行，作為直接分管全球金融市場業務和危機應對工作的行領導，這也推動自己一直在思考和研究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及其相關問題，并試圖著重從貨幣金融的角度分析和回答上述問題，形成了若干自己的看法，發表了不少相關的文章。為迎接全球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和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到來，自己開始對前期相關的文章和觀點進行梳理、篩選和歸集，形成并由中信出版社編輯出版了《穿越危機––世界劇變的中國選擇》一書。其中，重點突出了危機根源、世界劇變、穿越危機、中國選擇，以及中國金融發展的相關內容。

危機十年

分析十年前那場“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機，僅從金融層面和專業角度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大格局和上世紀“大蕭條”以來上百年的大周期才有可能說明問題。

以這樣的背景和視角看問題就不難發現：大規模全球化帶動資本和產能的大規模轉移，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存在，必然導致大規模的產能和流動性過剩，這才是全球性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最重要的根源。

此外，貨幣脫金、記賬清算、刺激政策、以一國貨幣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等貨幣金融自身問題，也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推動因素。

在貨幣發展史上，貨幣脫金(脫離金本位制，由實物貨幣轉化為國家法定化的紙幣)、記賬清算(由現金清算為主轉為記賬清算為主，推動貨幣從有形向無形轉化，推動金融快速發展)、主權貨幣國際化(主權貨幣充當國際貨幣并形成國際貨幣體系)，是特別值得關注的三大重大裂變，其對貨幣金融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這其中的“記賬清算”尤其重要，但卻在世界范圍內一直未得到理論和教育界以及金融從業者的足夠重視，甚至對其存在嚴重誤解與輿論誤導。

當下經濟社會或移動互聯網時代、共享經濟世界漸行漸近背景下，大行其道的恰是“記賬清算”。正如，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記賬清算得以廣泛應用，貨幣數字化進程不斷加快，世界范圍內現鈔在貨幣總量中的比重乃至規模都在減少，甚至已經呈現出完全取消現鈔貨幣的可能，貨幣越來越表現為“記賬貨幣”、“電子貨幣”、“數字貨幣”等新的形態。

回到危機本源上，“流動性過剩”正是肇因;不能不提防因“記賬清算”衍生的流動性加速效應。

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金融的全球化走在最前面。如果追溯過往的大小危機，不難發現：很多都跟全球資本高度的集中進入和快速的撤出密切相關。東南亞金融危機，同樣如此，新興的經濟體快速發展的時候，全球資本會大量涌入，造成流動性和產能過剩不斷積累，風險隱患不斷聚集，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而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救市舉措，本質上是一個擴大貨幣投放過程。但金融危機根源其實是流動性過剩，當我們用擴大貨幣投放的刺激政策來抑制金融危機之時，雖然在一定時期能抑制住它，讓其不那么快的惡化，但根源問題很難徹底解決。

放在全球大背景下不難看出：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之后，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帶動了一輪巨大的全球化高峰，在推動世界經濟金融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使全世界產能和流動性過剩問題更加嚴重，增長潛力過度消耗，最終不可避免地引發全球性金融大危機和經濟大衰退，并且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得到徹底消化。可以說，全球化大發展使世界走過頭了，危機遠未結束。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推動世界格局進入劇烈變革(由量變到質變)的重要階段。這期間，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其中，中國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抓住了一輪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全球化高峰期，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全面布局和體系化發展，已經取得成效并正在強勢崛起，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和世界格局深刻變化最重要的推動因素，在撲面而來的互聯網時代更是具備極其難得的發展優勢，這越來越讓人相信：21世紀應該成為中國實現全球超越的新世紀。

歸納起來，可以用四個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穿越、世界劇變、中國選擇”串聯這十年之變，姑且稱之為“危機十年鑒”。

世界劇變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進入21世紀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化高度發展、世界格局深刻變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2000成為中美兩國發展態勢轉化的分水嶺。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和1998年南方大水，使中國經濟遭遇巨大壓力，但也引起全社會對貨幣金融的高度重視，推動中國金融體制的深刻變革和人民幣在周邊國家擴大流通，推動中國全面深化住房體制、教育體制、醫療體制改革(“三大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從2000年開始，呈現出明顯向好的發展態勢。

而與此同時，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俄羅斯隨之爆發債務危機，拉美原本就不穩定的金融又開始劇烈動蕩，日本和歐洲依然低迷，非洲看不到加快發展的希望，因此，大量的國際資本開始流向北美，絕大部分流入美國。流入美國的資金又主要投入到網絡產業上，結果使本來就已經過熱的網絡產業泡沫急速聚集，最終于2000年10月沖爆，給美國經濟金融帶來巨大沖擊，迫使美國采取一系列強力措施刺激房地產發展，但又為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的反控局勢和投資環境急劇惡化，更是推動國際資本大量從美國流出。此時，放眼世界，產能過剩和流動性過剩已經顯現，全球經濟陷入整體低迷，急需尋找新的增長點和推動力。此時中國的發展態勢成為最大的亮點。

正是在世界局勢深刻變化，世界經濟發展亟需中國的情況下，國際組織做出了一些必要讓步，中國才能在持續爭取十多年之后，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吸引國際資本和產能大規模流入，很快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國家外匯儲備急速上升、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這又帶動世界經濟加快發展，并催生出若干新興經濟體。

中國等新興國家快速增長，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漲，大量資本加快外流，最終引發美國次貸危機和全面的金融危機，美國經濟金融發展受到重創，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暴露，國際影響力明顯削弱。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在采取措施抑制經濟過熱。危機爆發后，迅速調整政策采取強力措施加以應對，在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止跌回升，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一步吸引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國家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國際影響力迅猛增強。

如此，中國成功穿越了危機，危機爆發則推動世界格局進入由量變到質變的重大轉折期。

可以說，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中國的強勢崛起，成為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重要轉折點。這種變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超出了世人的想象，非常類似于進入20世紀后，美國的強勢崛起推動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狀態。

不同的是，現在由美國的崛起變成了中國的崛起，中國沒有爆發危機，而是成功穿越了危機。

中國轉型

不過，穿越了此次危機，并不意味著可以小覷危機，尤其是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步入下行期，中國經濟發展正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追求高速度轉向高質量，進入非常關鍵的轉型升級調整期，國際國內矛盾相互交集、各種風險相互疊加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事實上，中國經濟自2001年加入WTO后持續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金融危機期間略有調整)，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傳統的發展模式也使資源消耗過大，環境破壞嚴重，社會負債急劇擴張，生活成本快速提高，人口增長乏力，特別是有效勞動人口自2011年開始萎縮，產能過剩日益嚴峻。從2011年后期開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經濟維穩壓力不斷加大。可以說，進入新世紀頭十年的高速發展只能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結果，不可能成為可持續的發展常態。

也因此，中央領導及時提出中國經濟將轉入“新常態”，不再追求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但什么是新常態，如何轉入新常態，新常態應該堅持什么樣的發展路徑、發展模式和宏觀調控等，卻仍處于探索過程中。

2017年國家圍繞供給側改革，在貨幣供應、金融監管、房地產政策、政府債務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調整，標志著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經濟增長新常態正在形成。此階段是中國非常關鍵的轉型升級調整期和戰略選擇探索期。

現在，站在這一特殊歷史時點上，面對全球經濟將長期面臨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戰，中國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一帶一路”新型全球化發展模式的提出和配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體系的建設

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原有的世界治理體系的弊端明顯暴露，全球化發展受到挑戰，原來積極倡導、大力推動全球化自由發展的重要國家，轉而加強投資和貿易保護，試圖撇開既有的國際組織，重新建立區域組織和新的規則，逆全球化發展態勢明顯。但交換和交流，廣泛的投資和貿易，全球化發展、分工合作、共享文明成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世界經濟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國率先提出并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國際倡議，旨在構建新型全球化發展模式和路徑，強調平等互利與共商共建共享，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治理新思維新模式，并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建設，推動IMF及其SDR改革等，可謂立意深遠、意義重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思想、新方略的確立和大力實施

十九大確立了國家發展的新時代、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等，明確提出到本世紀中葉，要實現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世界領先的宏偉目標，并提出了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一系列新的方略和要求。中國不僅成功穿越了危機，而且做出了面向未來的新選擇。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血脈，作為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也必然要圍繞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世界領先的目標，重新審視和規劃國家金融發展戰略，并據以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市場開放，加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互聯網新時代

此時，不經意間，一個撲面而來的時代橫亙我們眼前。

就在各經濟體自覺或不自覺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將給人類社會帶來深刻沖擊的互聯網時代亦日趨形成。科技正在重塑社會組織與運行模式、金融業態，包括顛覆我們的認知。未來已來，我們別無選擇。

諸多新生事物接踵而至。正如，隨著寬帶傳輸、移動通信、影像和生物識別等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物聯網的覆蓋面和滲透率不斷加強。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廣泛應用，互聯網已經成為人類社會運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設施。其中，對貨幣金融的影響尤其深刻。

這其中，“數字貨幣”尤值得關注。因為，貨幣是金融的靈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一旦有全新的數字貨幣體系形成并運行起來，勢必對貨幣金融乃至經濟社會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也因此，對數字貨幣，包括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必須非常謹慎和敬畏，需要認真論證、準確把握。當前，特別要注意客觀理性看待虛擬幣、區塊鏈，不能盲目崇拜和拔高。必須看到：貨幣的本質是具有價值或有價值支撐，不具備這一點的純屬網絡系統內生的數字(數碼)貨幣，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貨幣;各種網絡數字幣，應該定位于網絡“商圈幣”，只能用于特定網絡平臺上，而不能作為貨幣自由兌換和流動，并應該加強相應的監管(將比特幣定位于“虛擬商品”而缺乏足夠的金融監管是不合適的)，重點是加強其與法定貨幣兌換環節的監管，必須保證法定貨幣兌換者的實名制以及貨幣兌換的原幣、原賬戶、原戶名進出限制等;用網絡數字幣的發行募集網絡數字幣的ICO的做法是不恰當的，必須盡快加強嚴格監管乃至取締;網絡數字幣只能是依附于法定貨幣的衍生產品，很難脫離法定貨幣，也就難以顛覆或取代法定貨幣體系;央行數字貨幣不應該是類似比特幣那樣全新的網絡內生貨幣體系，而只能是現有法定貨幣的數字化，只能是在央行網絡平臺上運行的“網絡商圈幣”，是現有法定貨幣的延伸和發展，同樣不可能取代法定貨幣體系。

區塊鏈的應用必須著力于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而不能像比特幣那樣，完全形成一個封閉的環境，運行網絡內生的資產(比特幣)。而要解決現實問題，必須解決當事人的真實身份信息、貨幣和財富信息的合法性、真實性和完整性等，只有將這樣的信息推送到區塊鏈網絡上，才能解決信任和信用問題，才能實現區塊鏈的價值。

而今或不遠的將來，萬事萬物互聯、隨時隨地互聯的狀態，以及穿透融合、集成創新、生態共享、合作共贏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這正在對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思維和行為模式等產生極其深刻的沖擊和影響，人類社會必須對互聯網新時代的到來高度重視。

其中也必然會對金融產生巨大沖擊，推動金融發展軌跡產生重大轉變：由于長期以來金融不斷脫離實體經濟，成為相對于實體經濟專業化、獨立化運行的“虛擬經濟”體系，轉而越來越將金融功能融入實體經濟一體化、自助化、智能化運行，金融的信息交互和綜合交易平臺將加強，客戶認知、風險控制和長尾服務能力將增強，傳統的機構網點和人工操作將削弱，金融結構、金融法律和監管體系將變革。

而互聯網新時代的到來，中國成為最具潛力的應用場景，迎來深刻變革、加快發展、換道超車極其難得的歷史機遇。

不僅于此，準確把握局勢變化，及時調整戰略目標和宏觀政策，有效應對重大挑戰——金融危機的應對;新常態的提出和宏觀政策調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思想、新方略的確立和推行——2017、2018年無疑是中國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金融政策、房地產政策、地方債等方面重大調整轉型期。

此過程中，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血脈和資源配置的核心，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因此，需強化國家金融戰略規劃和實施，推動中國金融加快發展，實現金融“穩中有進”。這就要求我們，精準把握貨幣的本質、金融的邏輯、發展的規律、風險的底線等，鼓勵創新、控制風險、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進中國金融健康發展，加快推進新型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建設，引領貨幣金融新發展;包括逐步構建全球框架下的互聯網清算與貨幣體系。這也是金融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題中之義。

在金融危機10周年、改革開放40年周年之際，放眼全局，經濟周期之下，何妨思忖怎樣堅持穩中求進，如何開啟新時代征程，探索和確立新模式、新理論、新體系?中國的選擇已經給出答案：摒棄昔日的穿越術(刺激政策)，探索全球化新模式，回歸金融服務實體本源，推進由量變至質變的體制機制變革。(作者為前中國銀行副行長、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