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綜合小編來為大家講解下。16歲跨性別女孩遭遇性別扭轉治療，被電擊注射多重折磨很多人還不知道，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16歲跨性別女孩遭遇性別扭轉治療被電擊注射多重折磨

　　跨性別，指性別認同異于原生性別的人。朱亦今年的生日愿望是，變成一個女孩子。

　　臨近寒假，剛滿18歲的她，下課后匆匆打車去買了一個水果蛋糕回教室。朱亦的班主任和室友在黑暗中圍著蛋糕，等待朱亦許下愿望、吹熄蠟燭的那一刻。

　　他們并非對朱亦那個未說出口的生日愿望一無所知。大約兩年前，她先是告知了家長，而后在社交平臺上“出柜”，宣布自己的“跨性別”身份。

　　跨性別，指性別認同異于原生性別的人。這意味著，朱亦并不認同自己身份證上的那個“男”，而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女孩子。

　　就在朱亦出柜的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第11版《國際疾病分類》（ICD-11），將“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慮”（中文又稱“易性癥”）從“精神障礙”部分除名。同年，我國衛健委印發ICD-11，要求積極推進ICD-11中文版全面使用。

　　18歲的朱亦希望變得更自信、更可愛。但最終，她所有寒假的學習和旅行計劃都未能成行，等待她的是一段殘酷的性別扭轉治療，包括注射、電擊、限制人身自由，等等。

　　她從未想過這些事情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而主導者是自己的母親。

　　“我只是個得了‘雄化癥’的女孩”

　　朱亦出生在山東的一個傳統家庭，父親早年去世了，經商的母親獨自撫養朱亦和妹妹二人。在記憶里，她幼兒園時期就喜歡看女孩看的動畫片，用粉色的書包、粉色的文具，“被人問到長大想干什么，我都會說想當魔法少女”。

　　兒時這些話只是被大人視為童言無忌。小學后，她依舊性格柔弱，“經?？?，像個女生”，因此時常被父親責打、被班主任體罰。從一次又一次的規訓中，她知道了什么是“正確”與禁忌，學會壓抑自己，并像別人眼中的正常男孩一樣增大食量、努力運動，“求生欲讓我明白，裝成男的是對的”。

　　回想起來，她一直有想要變成女生的傾向，但就連面對自己都無法坦誠。同時，她開始真切地察覺到自己對男孩的情愫、對女裝的喜愛，以及對自己男性身體的厭惡。她初二開始患上抑郁癥，而后病情加重，常流淚至深夜，反復糾結“假如我出生就是女孩子，那該有多好”。她多次去做心理咨詢，但心理咨詢師也未察覺到這是性別焦慮。

　　朱亦開始自殘，甚至曾試圖服藥自殺。那時父親已經過世，家人關心她的身體狀況，但并未深究她自殘的原因，以為只是青春期的焦慮和抑郁，過了就好了。

16歲跨性別女孩遭遇性別扭轉治療被電擊注射多重折磨

　　跨性別，指性別認同異于原生性別的人。朱亦今年的生日愿望是，變成一個女孩子。

　　臨近寒假，剛滿18歲的她，下課后匆匆打車去買了一個水果蛋糕回教室。朱亦的班主任和室友在黑暗中圍著蛋糕，等待朱亦許下愿望、吹熄蠟燭的那一刻。

　　他們并非對朱亦那個未說出口的生日愿望一無所知。大約兩年前，她先是告知了家長，而后在社交平臺上“出柜”，宣布自己的“跨性別”身份。

　　跨性別，指性別認同異于原生性別的人。這意味著，朱亦并不認同自己身份證上的那個“男”，而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女孩子。

　　就在朱亦出柜的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第11版《國際疾病分類》（ICD-11），將“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慮”（中文又稱“易性癥”）從“精神障礙”部分除名。同年，我國衛健委印發ICD-11，要求積極推進ICD-11中文版全面使用。

　　18歲的朱亦希望變得更自信、更可愛。但最終，她所有寒假的學習和旅行計劃都未能成行，等待她的是一段殘酷的性別扭轉治療，包括注射、電擊、限制人身自由，等等。

　　她從未想過這些事情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而主導者是自己的母親。

　　朱亦的痛苦并不是跨性別群體中的個例。根據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共同發起的《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況調查》，2060份有效問卷顯示，將近67.6%的受訪者曾經強烈厭惡自己的生理性別，72.8%對青春期發育有過強烈痛苦與焦慮。

　　轉機出現在高中。一線城市國際學校的開放風氣讓她有了性別平等、勇敢表達的觀念，同時壓抑之下她的抑郁情緒愈發嚴重。2018年，她宣布“出柜”了，成為學校里唯一一個公開身份的跨性別者。年輕而觀念開放的老師、友好的同學，以及教學區兩個獨立的無性別衛生間，大大減少了她作為跨性別者在生活上的阻力。她感到被尊重、理解和支持，醫院抑郁測試的結果表明，她的抑郁癥由中度轉為輕度。

　　朱亦開始相信，她只是一個得了“雄化癥”的女孩子，“相信最終我的雄化癥會被治好的”。

　　朱亦母親給她發的短信，希望她“悔過”。

　　注射和禁足

　　對于孩子的性別表達，朱亦母親起初不置可否，甚至偶爾表現出支持的態度。但是，情況在2019年下半年發生了轉變。媽媽開始聯系僧人給朱亦的房間“調風水”；向親戚們控訴朱亦有多么“不正常”；今年寒假開始后，媽媽終于要求朱亦去一家當地的私立中醫院進行“性別扭轉治療”。

　　性別扭轉治療，通常指對跨性別者進行強制扭轉治療，以解決跨性別者不符合原生性別認同或性取向問題的治療。

　　朱亦曾離家出走，但都被媽媽找到“押送”回家，并送到私人診所里接受治療。每日的“治療”包括注射三瓶中藥注射劑。后來，又換成了“腦循環治療”，即使用儀器在手腕上輕微電擊、在頭部周圍不斷震動。

　　有一天，一位醫生走過來，對朱亦吼道“你是男的女的？”“你還不知道自己有病嗎？啊？”持續的指責和斥罵讓朱亦情緒崩潰。

　　趁大人們不注意，朱亦用手機向朋友發了求助信息，朋友為她發布了求助微博。

　　從下午到夜幕降臨，朱亦在醫生的羞辱、威脅和恐嚇中度過。當晚，母親在醫院旁邊的賓館開了一個套間，安排朱亦和一個“壯漢”同住一個房間。次日，求助微博的轉發數達到4000多次，警察和當地的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門。賓館不再讓他們住進來，中醫院也拒絕了朱亦母親繼續治療的請求。

　　母親和“姐姐”們

　　“朱亦媽媽的情況算是（跨兒家長中）很少見的。”北京回龍觀醫院主任醫師、性心理學家邸曉蘭告訴《中國慈善家》，她曾在今年6月接診過朱亦，并勸說朱亦母親接納孩子的性別認同。在她的接診經驗中，一部分家長在受引導、勸說后能夠理解、支持孩子，還有一部分家長會選擇回避問題、不加談論，但強制孩子進行性別認同扭轉的只是少數。

　　邸曉蘭說，自2018年回龍觀醫院設立兩性心理門診以來，她每年接診跨性別者約有100位，年齡主要分布在18至30歲。

　　作為從業三十余年的性心理學家，邸曉蘭認為，比起二十年前，如今跨性別者的自我接納情況好了許多，同齡人也相對能夠理解，“主要的問題在于家長”。

　　2019年，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和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兩位學者在美國《家庭心理學報》發表的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區和朋友的支持，來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夠顯著改善跨性別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對于降低跨性別者抑郁和自殺的風險尤為有效。

　　與之相對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6發布的《中國性少數群體生存狀況》顯示，家庭中的歧視發生率最高，其次是學校。在28454份有效問卷中，超過一半的性少數受訪者表示他們曾由于自己的性傾向、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而被家人不公平對待或歧視?！?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況調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確定被父母或監護人知道身份的受訪者中，遭到“強制進行扭轉治療”的比例為11.9%。

　　比起母親，朱亦感覺到“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亦一樣也是一位跨性別女性。她們在網絡上結識，朱亦今年離家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

　　在同住的兩個月里，“姐姐”每天晚上都會摸著朱亦的頭，溫柔地鼓勵她。朱亦自小有說話口吃的毛病，特別是在母親面前。而和“姐姐”相處的過程中，這個毛病同抑郁情緒一起神奇地減緩了。

　　幫助朱亦的不只一個“姐姐”。核桃是LGBT公益組織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別部門下“個案小組”的負責人。今年4月，通過微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轉治療”之后，她迅速集結了十幾個跨性別社群的伙伴，商討如何“救出”朱亦，并協同另一家LGBT公益組織“同語”以及朱亦家鄉當地的社工組織一起達成了目標。在那之后，“個案小組”長期為朱亦提供法律援助、連續陪伴、自殺干預、家長科普教育等支持。

　　朱亦離家出走后與“姐姐”在一起，她覺得“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

　　除“個案小組”，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別部門還設有跨性別熱線、跨兒空間等服務項目，并和醫學界、法律界、媒體界保持聯絡，普及性別多元意識、倡導跨性別去病理化?？缧詣e部門負責人Sachi告訴《中國慈善家》，國內的LGBT公益組織有六、七十家，且集中在一、二線城市。

　　高中前一直在三線城市生活的朱亦從13歲開始為性別問題而焦慮，可是直到今年她才了解，國內也有LGBT的社群組織可以為她提供支持。

　　小齊與朱亦同齡，是一位跨性別男性。自初中起，他就目睹班里的男生因為較為女性化的氣質而受到同齡人的欺負。作為班長的他常“出手相救”，但是也常常感到害怕——一旦別人知道了他的不一樣，等待他的會不會是相同的困境？后來自己的性別認同逐漸明晰，但中學時代，他始終不愿意在學校里“出柜”。

　　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劉明輝在2018年發布的研究稱，國內缺乏禁止校園歧視和暴力的條款，以及將多元性別知識納入教材的規定，導致校園存在對跨性別者的歧視和欺凌等現象，部分跨性別者因此輟學。

　　現實困境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于2016年成立“易性癥綜合診療團隊”，據該團隊成員、整形外科副主任醫師潘柏林介紹，該團隊集結了心理咨詢科、內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男科等科室的醫生，每周接診跨性別者10至20位，年齡在15至30歲居多。

　　基于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的指南，該團隊總結出一套針對跨性別者的序列治療步驟，也稱“性別工程”，分為心理咨詢服務、激素治療和性別重置手術三個階段。而無論哪一個步驟，目的都在于幫助跨性別者實現他們的性別認同，緩解他們的性別焦慮狀況。

　　關于激素治療，國內有經驗的醫院、醫生很少，跨性別者缺乏醫生的專業指導。

　　潘柏林告訴《中國慈善家》，國內的跨性別者醫療照護起步較晚，團隊在對相關方案進行本土化的過程中作出了一些改變。比如前期的心理咨詢服務，父母宣教的部分有必要加重。而關于激素治療，國內有相關經驗的醫院、醫生比較少，“寥寥無幾，幾乎沒有”，跨性別者往往只能利用網絡途徑購買，缺乏醫生的專業指導，安全性相對較低。

　　關于激素的副作用，潘柏林表示跨性別者只需定期到醫院復診，有狀況及時處理，風險即可降到最低，“如果沒有用激素的希望，內心焦慮、抑郁，引起的傷害可能遠比激素的副作用要大”。

　　對于醫生來說，對醫療糾紛的顧慮也是他們不愿為跨性別者開具激素的重要原因?？缧詣e者的父母可能會反對或者質疑醫生的決定，導致醫生“不太敢蹚這個水”。潘柏林就遇到過跨兒家長恐嚇、投訴的狀況。

　　邸曉蘭則直言，國內缺乏相關的政策、指南，一旦醫生開具激素后跨兒身體出現了什么問題，醫生可能就要負法律責任。

　　第11版《國際疾病分類》將于2022年生效。目前，跨性別者要做性別重置手術仍然需要去醫院精神科開具“易性癥”證明，條件包括有父母的知情同意書、單位或社區出具的證明、派出所開具的無犯罪證明等，并需要年滿20歲。劉明輝的研究稱，“這與《民法通則》規定的年滿18歲即屬于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人（成年人）相悖。要求提交‘無在案犯罪記錄證明’的規定存在‘犯罪前科歧視’。”

　　對于為跨性別者開具“易性癥”證明，邸曉蘭對其合理性提出質疑，“這不屬于精神科疾病，就像一個人去墊鼻子整容，是他自己的事，不需要精神科證明。”

　　而根據劉明輝的研究，中國的法律并未禁止對跨性別者性別認同及表達的強制矯治行為。她在《中國婦女報》發文稱：“現實中存在的使用電擊等扭轉治療手段傷害跨性別者身心的現象亟待消除。根據憲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我們希望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發文，禁止任何機構和個人對跨性別者的強制矯治，禁止心理咨詢師損害所有性少數群體的人格尊嚴。”

　　朱亦無法原諒母親對自己的傷害。6月開學后，她的情緒好轉了許多，但暑假快到來的時候，母親又在短信中提到，河北有一家可以做扭轉治療的醫院。為此，朱亦又開始日夜憂懼。

　　如今，她很少回媽媽的短信。有時候，媽媽在短信里會說，“媽媽愛你”。這讓朱亦的心情五味雜陳，她不確定自己還會不會回復，“我也愛你”。

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