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查爾斯·達爾文在19世紀首次提出性選擇理論以來，關于是什么驅動生育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雄性競爭與雌性選擇之間有什么關系?動物真的可以行使“選擇權”嗎?

在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撰寫生物學研究生論文時，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ErikaMilam。她正在研究杜鵑的行為，這是一種以令人眼花繚亂的方式進行繁殖的魚類。

“我發現最有趣的是[研究人員]會觀察同一組動物并得出不同的結論，”她說。“所以并不是他們有不同的數據——關于數據的爭論——只是他們看到了不同的東西。”

她向她的論文導師建議，需要對性選擇進行歷史解釋，雖然他同意了，但他無法為她提供指導。相反，他把她介紹給了歷史系。“那時我才意識到科學史是一回事，”米拉姆說。

米拉姆(Milam)是普林斯頓歷史學教授，也是科學史項目的研究生課程主任，他曾打算成為一名野外生物學家。但她對性選擇理論的迷戀導致她對人文學科的興趣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變。她獲得了卡爾頓學院的生物學學士學位和密歇根州的碩士學位，隨后進入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科學史博士學位。

在馬里蘭大學任教后，她于2012年加入普林斯頓大學。

米拉姆說，研究人類的理解以及科學問題的答案如何隨著技術和知識的發展而變化，要提醒人們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企業。達爾文進化論的解釋為歷史分析提供了豐富的領域，米拉姆致力于探索如何從科學和文化上理解進化。

“在歷史的某些時刻流行的進化論充分說明了那個文化時刻，”她說。

Milam的第一本書“尋找一些好的雄性：進化生物學中的雌性選擇”回答了她作為研究生時遇到的許多問題，即為什么雌性動物會選擇某些配偶。這本書提供了性選擇的廣泛歷史，從達爾文的早期沉思到現代理論，其中考慮了遺傳學在動物行為中的作用。

ErikaMilam書架上的書

Milam在DickinsonHall的書架上有一系列關于進化論的書籍。

拍攝者DeniseApplewhite，通訊辦公室

2月，Milam與康奈爾大學科學與技術研究副教授SumanSeth(2003年在普林斯頓獲得博士學位)一起組織了一次在普林斯頓舉行的會議，討論“人類的起源和選擇與人類的關系”。性”，其中達爾文解釋了他的性選擇理論。他們在2021年該書出版150周年之前召開了會議，以發表論文，為達爾文這部開創性但鮮為人知的著作提供新的視角。關于“物種起源”的文章要多得多。

米拉姆的最新著作《該隱的造物：冷戰期間的人性與暴力政治》將于明年秋天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不僅考察了戰后對人類侵略的理解，還考察了美國人如何以及為何來到這里相信他們可以通過研究靈長類動物和其他動物來了解人類行為。1960年代和70年代瑪格麗特·米德等文化人類學家的名人，以及70年代中期珍·古道爾等有機生物學家的名人(她對黑猩猩的研究大受歡迎)，使他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成為可靠的科學知識提供者關于人類行為，米拉姆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進化科學家擔心的一件事是，如果他們改變了對人類歷史的看法，會發生什么，”她說。“因此，與其將人類歷史視為充滿戰爭和沖突時刻的和平時期，不如說人類歷史實際上是一場不時有和平時刻的長期斗爭怎么辦?特別是對于1960年代的美國人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韓國、針對民權活動的暴力抗議、整個1960年代幾起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暗殺事件以及越南戰爭的激化之后，這是一個暴力的時刻感覺它無處不在。”

她對“該隱的生物”的研究得到了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技術和社會項目的學者獎的支持。作為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的訪問學者，她花了一年的時間寫了這本書，她還在那里做過博士后研究員。

Milam探討了科學理解與大眾理解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正如科學影響文化一樣，文化影響科學，她的重點通常是科學如何滲透到關于人類行為的日常主張和反訴中。

“她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Erika關注這些理論如何影響性別規范(關于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等的想法)和更普遍的社會秩序問題，”KeithWailoo說，亨利普特南大學歷史與公共事務教授和普林斯頓歷史系主任。

本學期，米拉姆教授本科生課程“生態學和環境主義史”，該課程探討生態學作為一門專業科學的歷史發展，及其文化、政治和社會背景。

她還教授過“進化史”和“未來歷史”新生研討會，以及“性別與科學”研究生研討會。

“在課堂上，Erika非常擅長讓學生深入了解這些科學思想文化，不僅探索進化生物學，還探索生態學和其他科學的社會和科學邏輯，”Wailoo說。“Erika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也是歷史系、科學史項目和大學社區的杰出貢獻者。”

科學史項目副教授KatjaGuenther表示，米拉姆的方法具有學術性和吸引力。“埃里卡·米拉姆(ErikaMilam)是一位真正具有創新精神的學者，她對科學與性別交叉點的廣泛分析充滿了迷人且常常違反直覺的聯系：是什么將進化論、好萊塢電影、科學研究計劃、人造衛星和歷史的死亡聯系在一起?”她說。“她的工作在該領域引起的興奮意味著她吸引了我們一些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學生。”

獲得博士學位的艾米麗·克恩(EmilyKern)。米拉姆來自普林斯頓大學，是歷史學的研究生助理和講師，她說米拉姆是她論文“走出亞洲：人類起源科學探索的全球歷史，1800-1965”的重要資源。

“她在大眾市場科學平裝本的普及和興起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在‘該隱的生物’中，當我試圖思考公眾觀眾如何對古人類學歷史有這種特殊敘述時，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他們的想法，”克恩說。“我試圖弄清楚這是從哪里來的，最終的答案是古人類學家非常擅長撰寫科普書籍、與記者互動，以及塑造一種特殊的專業形象——在印第安納瓊斯的一些認真幫助下”

Milam的“進化史”課程迫使大三學生SamuelSchultz專注于科學史。“她的課并不容易;它迫使我以多學科的方式思考科學，”舒爾茨說。“它還幫助我意識到科學創新(尤其是進化論或利用進化論)對歷史的影響有多大。”

大四學生克萊爾·鄭(ClareJeong)說，米拉姆(Milam)對她的初中論文和畢業論文的指導讓她有信心探索晦澀的話題，例如英國隱士的歷史。“她愿意給我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因為她幫助我充實了我的想法，這幫助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作家和更好的研究者，”Jeong說。“她也是一位非常有愛心的導師，指導我完成工作，分享有見地的想法，并在組織和面試技巧方面向我提供一些智慧。”

對于她的下一個項目，米拉姆正在考慮在實地研究中探索危險的歷史。她還與歷史、科學史和非洲研究的圖書管理員阿蘭·圣皮埃爾(AlainSt.Pierre)一起計劃一項關于普林斯頓科學界女性的口述歷史項目的早期階段。

關于進化和人類行為的基本問題，仍有很多基礎需要討論。米拉姆說，無論我們有什么科學理論或工具，它們都是可能仍未得到解答的問題。

“我愿意相信，不可能將人的意義歸結為任何一件事，”她說。